抗日戰爭中的少年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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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5年09月04日07:19 深圳商報 |
| 他們或許還不到一枝步槍的高度卻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戰爭 抗日戰爭中的少年 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回望歷史，透過時間的硝煙，殘酷的戰爭中，隱現著無數中國少年稚嫩的臉。如果可以選擇，他們不會走上戰場，但他們明白已經沒有選擇。小小年紀， 已知精忠報國。 少年從軍 1939年10月的一天，上海外灘碼頭，日軍崗哨刺刀寒光閃爍。12歲的董坤明鎮靜地走過，他知道，他馬上就要成為一個新四軍戰士。 董坤明是個孤兒，1938年進入了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工華難童收容所。在難童收容所他最難忘的一件事是1939年春節去慰問“四行孤軍”。 董坤明秘密離開上海時，前來迎接的交通員事先準備了一套應付敵人盤查的話。為了避免差錯，交通員要他事先背誦了好幾遍，完全無誤后，才帶著他上船離開上海，經常熟橫經鄉到達常熟東塘鎮，正式參軍。 1940年，徐道明16歲，離家參加新四軍�；貞洰敵鯙楹螀⒓有滤能�，徐道明說，動機很簡單，“不愿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下當亡國奴，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”。 徐道明在家穿皮鞋，當兵只能穿草鞋——老兵對他很照顧，草鞋磨腳，戰友為他打草鞋，他們先穿，穿軟了再給他穿。戰斗環境惡劣，沒有時間洗衣服，身上長滿虱子，一捋一把，當時稱之為“革命蟲”。 跟徐道明一樣，17歲的英俊少年鄭大芳也是不甘亡國奴的屈辱走上從軍之路的。鄭大芳家住上海閘北，上學路上要經過日軍憲兵司令部，時常被日本人刁難，被迫鞠躬行禮。 1939年年初，高一學期尚未結束，鄭大芳就在母親曾英的支持下，參加“上海各界赴第三戰區慰勞團”，喬裝通過敵占區，從浙江經江西到皖南，毅然留在了新四軍。 受哥哥鄭大芳影響，1941年8月，年僅15歲的鄭慈帶著13歲的弟弟鄭國芳跑到蘇北投奔了新四軍。1944年4月，母親曾英又帶著13歲的鄭仲英、11歲的鄭國英和9歲的鄭雪英來到根據地。在孩子衣服里，藏著機密情報——上海的城防圖。 鄭仲英后來成為一名新四軍文工團員，而鄭國英與鄭雪英在新中國成立后也參了軍，并參加了抗美援朝。鄭家七兄妹，除了老二鄭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，其他6人均是少年從軍。鄭大芳在1944年3月壯烈犧牲，時任新四軍十六旅四十八團三營教導員。犧牲前7天，剛過了23歲生日。 烽火歲月 大哥鄭大芳犧牲時，鄭慈18歲，兄妹倆隔著一座山。她沒有見上哥哥最后一面。哥哥犧牲前的最后一句話是：“我很想見我妹妹……” 在殘酷的戰爭年代，死亡已經司空見慣。徐道明回憶說，沖鋒或撤退時，身邊的人猝然倒下，便永遠也站不起來。 參軍三個月，徐道明就參加了6次戰斗。他先當機槍手，每逢戰斗，捷克造輕機槍一響起來，日本鬼子不被打死，也趴著不敢動了。 一次戰斗，一名戰士腳被炸斷，抬下去時對徐道明說：“你已經是一個老兵了，要像一個老兵……”他感動得哭了，那時他入伍才三個月。 戰爭的洗禮讓人迅速成長。跟董坤明一樣從上海難童收容所參加新四軍的王根發，15歲犧牲時已當上了連指導員。1940年，新四軍第一支隊北撤過封鎖線時，與鬼子作戰，王根發腹部中彈，堅持不上擔架，行軍三里，猝然倒在一片麥田里。 勝利時刻 1945年8月，日軍投降，董坤明隨部隊攻入江蘇溧陽，作為勝利和成年的見證，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張大頭照。 一張充滿稚氣的臉，笑得好甜。那一年，他剛剛18歲。 鄭慈珍藏著一張拍攝于1944年的新四軍6師16旅醫務人員的合影。蒼顏白發的老人常常輕撫著照片上一張張年輕的面孔，百感交集，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許多戰友的名字：那幾乎都是一群孩子，很多人都在抗戰中犧牲了。 抗戰時期，到底有多少少年兒童離開家鄉投入抗戰，恐怕多得已無可考。許多孩子未及成年就血薦軒轅…… 當年面孔稚嫩的小兵現在已經白發蒼蒼，他們無法忘記當年的戰爭與戰友。譬如徐道明，現任新四軍沙家浜部隊老戰士宣講團團長，迄今已做過800場次講座。他說，要讓孩子們記住歷史，記住在那個民族危難的年代，中國孩子的悲苦與熱血。（新華社上海9月3日電） |
他們或許還不到一枝步槍的高度卻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戰爭
抗日戰爭中的少年
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回望歷史，透過時間的硝煙，殘酷的戰爭中，隱現著無數中國少年稚嫩的臉。如果可以選擇，他們不會走上戰場，但他們明白已經沒有選擇。小小年紀，
已知精忠報國。
少年從軍
1939年10月的一天，上海外灘碼頭，日軍崗哨刺刀寒光閃爍。12歲的董坤明鎮靜地走過，他知道，他馬上就要成為一個新四軍戰士。
董坤明是個孤兒，1938年進入了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工華難童收容所。在難童收容所他最難忘的一件事是1939年春節去慰問“四行孤軍”。
董坤明秘密離開上海時，前來迎接的交通員事先準備了一套應付敵人盤查的話。為了避免差錯，交通員要他事先背誦了好幾遍，完全無誤后，才帶著他上船離開上海，經常熟橫經鄉到達常熟東塘鎮，正式參軍。
1940年，徐道明16歲，離家參加新四軍�；貞洰敵鯙楹螀⒓有滤能�，徐道明說，動機很簡單，“不愿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下當亡國奴，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”。
徐道明在家穿皮鞋，當兵只能穿草鞋——老兵對他很照顧，草鞋磨腳，戰友為他打草鞋，他們先穿，穿軟了再給他穿。戰斗環境惡劣，沒有時間洗衣服，身上長滿虱子，一捋一把，當時稱之為“革命蟲”。
跟徐道明一樣，17歲的英俊少年鄭大芳也是不甘亡國奴的屈辱走上從軍之路的。鄭大芳家住上海閘北，上學路上要經過日軍憲兵司令部，時常被日本人刁難，被迫鞠躬行禮。
1939年年初，高一學期尚未結束，鄭大芳就在母親曾英的支持下，參加“上海各界赴第三戰區慰勞團”，喬裝通過敵占區，從浙江經江西到皖南，毅然留在了新四軍。
受哥哥鄭大芳影響，1941年8月，年僅15歲的鄭慈帶著13歲的弟弟鄭國芳跑到蘇北投奔了新四軍。1944年4月，母親曾英又帶著13歲的鄭仲英、11歲的鄭國英和9歲的鄭雪英來到根據地。在孩子衣服里，藏著機密情報——上海的城防圖。
鄭仲英后來成為一名新四軍文工團員，而鄭國英與鄭雪英在新中國成立后也參了軍，并參加了抗美援朝。鄭家七兄妹，除了老二鄭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，其他6人均是少年從軍。鄭大芳在1944年3月壯烈犧牲，時任新四軍十六旅四十八團三營教導員。犧牲前7天，剛過了23歲生日。
烽火歲月
大哥鄭大芳犧牲時，鄭慈18歲，兄妹倆隔著一座山。她沒有見上哥哥最后一面。哥哥犧牲前的最后一句話是：“我很想見我妹妹……”
在殘酷的戰爭年代，死亡已經司空見慣。徐道明回憶說，沖鋒或撤退時，身邊的人猝然倒下，便永遠也站不起來。
參軍三個月，徐道明就參加了6次戰斗。他先當機槍手，每逢戰斗，捷克造輕機槍一響起來，日本鬼子不被打死，也趴著不敢動了。
一次戰斗，一名戰士腳被炸斷，抬下去時對徐道明說：“你已經是一個老兵了，要像一個老兵……”他感動得哭了，那時他入伍才三個月。
戰爭的洗禮讓人迅速成長。跟董坤明一樣從上海難童收容所參加新四軍的王根發，15歲犧牲時已當上了連指導員。1940年，新四軍第一支隊北撤過封鎖線時，與鬼子作戰，王根發腹部中彈，堅持不上擔架，行軍三里，猝然倒在一片麥田里。
勝利時刻
1945年8月，日軍投降，董坤明隨部隊攻入江蘇溧陽，作為勝利和成年的見證，他照下了平生第一張大頭照。
一張充滿稚氣的臉，笑得好甜。那一年，他剛剛18歲。
鄭慈珍藏著一張拍攝于1944年的新四軍6師16旅醫務人員的合影。蒼顏白發的老人常常輕撫著照片上一張張年輕的面孔，百感交集，她至今尚能叫出相片里許多戰友的名字：那幾乎都是一群孩子，很多人都在抗戰中犧牲了。
抗戰時期，到底有多少少年兒童離開家鄉投入抗戰，恐怕多得已無可考。許多孩子未及成年就血薦軒轅……
當年面孔稚嫩的小兵現在已經白發蒼蒼，他們無法忘記當年的戰爭與戰友。譬如徐道明，現任新四軍沙家浜部隊老戰士宣講團團長，迄今已做過800場次講座。他說，要讓孩子們記住歷史，記住在那個民族危難的年代，中國孩子的悲苦與熱血。（新華社上海9月3日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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